阿鏜

一、金庸題辭

　　1996年11月30日，金庸先生伉儷蒞臨香港大會堂，欣賞由葉聰先生指揮香港小交響樂團演出的音樂會。這場音樂會，上半場是黃安倫作曲的歌劇《岳飛》序曲與何彬、馬聖龍作曲的二胡協奏曲《滿江紅》。下半場是本人作曲的交響組曲《神鵰俠侶》。

　　開場之前，故摰友程瑞流先生領著我，去跟金庸先生打招呼，並請他題辭留念。

　　只見金庸先生胸有成竹地在節目單空白頁的正中央徐徐寫下「俠之大者交響樂會」八個字，然後，在右上方題了「黃輔棠兄」四個字上款。最後，在右下方簽了「金庸」兩個字落款。

　　從那一刻開始，我暗自許下一個心願: 條件成熟時，一定要開一場《俠之大者交響樂會》。

二、上天安排

　　今年(1999)初，我因事途經深圳。摰友候軍兄特別安排深圳交響樂團陳川松團長跟我見了面。我們聊得非常投契，有點相見恨晚之感。

　　大陳團長(他喜歡被稱為大陳)是位豪俠型的人，農家子弟，軍人出身，歷史系畢業。他因為經營深圳戲院成功而在一年前被委任為素有「土匪團」之稱的深圳交響樂團當團長，實在是個異數。上任以來，他做了幾件大事: 一、禮聘全國知名指揮家、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張國勇先生為音樂總監。二、從俄國聘來幾位技術、音樂均極出色的樂手，擔任幾個最重要聲部首席。三、用剛、柔、恩、威並重之法，收服了幾位「匪氣」甚重的人物，把阻力變成了助力。四、廣交朋友，廣結善緣，力爭各行各業的人成為樂團的支持者或贊助者。

　　我當場向他建議，在適當時機，請台北愛樂管弦樂團音樂總監梅哲先生來客座指揮一場音樂會。以梅哲先生從零開始，把台北愛樂訓練成為世界一流樂團的功力，對「深交」的提高，應會有所幫助。

　　6月中，我接到大陳的長途電話，說他已跟張國勇先生商量過，決定請梅哲先生11月下旬到深圳指揮一場音樂會，曲目由梅哲先生自定。

　　沒有想到，9．21大地震，讓獨居於台北一幢十四樓大廈頂樓的梅哲先生，身心均受到頗重傷害，無法按原訂計劃指揮這場音樂會。

　　深圳方面已訂好場地，也發了消息。如何善後，我這個「媒人」大有責任。思考兩天之後，我給大陳發了一封長信，提出了四個不同的善後方案。其中一個，就是用「俠之大者交響樂會」，取代原先的曲目，並另覓適合指揮人選。三天之後，大陳來電話，說他已徵得張國勇先生同意，採用此一方案，並囑我代聯絡葉聰先生，看葉能否來擔任這場音樂會的指揮。

　　我當即打電話給遠在美國印地安納州的葉聰兄。真巧，11月下旬他正好在香港，要指揮香港小交響樂團為香港現代音樂節演出一場。更不可思議的是，26號這天，他原本已排定在大陸某市有一場演出，因臨時出了狀況，剛接到通知，演出取消。

　　放下電話之後，我不禁胸前合掌，暗念: 感謝上天! 感謝上帝!

三、飛來之福

　　11月21日，我先到香港，與葉聰兄把演出曲目的總譜過了一遍，並討論了音樂處理上若干細節問題。由於同期香港小交有另外一場演出，所以他希望深圳頭兩天的排練，由我來負責帶。

　　憑著有多年帶學校弦樂團的經驗，並曾多次指揮過台北愛樂管弦樂團排練和演出自己的作品，我估計力所能及，便一口答應下來。當晚抵達深圳，第二天一早就開始排練。兩天下來，排練非常順利、愉快。 樂團團員都很合作，所有曲目也排出了一個粗略輪廓。但也有力不從心、不完全滿意的一面: 樂團的精確度、默契度、投入度、音樂所出來的效果，都遠未達到我心目中覺得應該達到，也有可能達到的程度。原因何在？當時，我認為是樂團的專業程度與敬業精神不足。

　　24日上午，葉聰兄接過排練。他一上場，整個樂團的面貌、聲音、整齊度，馬上為之一變，好像突然之間，換了另一批團員。

　　這讓我又一次領悟到:大師與常人、一流與三流、專家與業餘，其差距之大，實在不是外行人可以想像;「沒有不好的樂團，只有不好的指揮」，也實在是無可懷疑的真理。

　　以「蕭峰交響詩」的第二主題為例。在我手下，這段長線條的如歌旋律只能做到速度、剛柔度、分句上大體正確，而缺少了音色與音量的變化。可是在葉聰手下，卻處理成兩句之後，突然弱下來，然後再逐漸加強、加厚，推向小高潮。

　　再以「秋瑾紀念曲」為例。 無論是日本著名小提琴家久保陽子的演奏版本，還是我自己指揮的排練，大體上是自始至終維持一個穩定的速度與力度。可是在葉聰手下，同一位獨奏者，卻有非常多的速度與力度變化。這些變化，無疑大大增加了音樂的感人度與表現力。類似例子太多，不贅。

　　五場葉聰兄指揮的排練，對我說來，每一場都是精彩絕倫、不可多得的指揮課、音樂課、領導藝術課。學費全免而收穫極大，真是飛來之福。
 

四、談文論曲

　　11月26日上午，深圳電台派出張梅小姐前來採訪。張小姐文學與音樂素養俱佳，很會問問題。閑聊幾句之後，她話鋒一轉，就問我:「您是如何把文學意境轉化為音樂語言的？」

大哉斯問! 記得當時我說了一番大意如此的話：

　　「文學是萬能的，音樂卻只長於抒情。用音樂來寫文學作品中的意境、故事、人物，只能選取『有情可抒』的片斷或直接描寫人物的精神世界。例如交響組曲《神鵰俠侶》，為了選取適合音樂表現的片斷，我整整花了十年時間，才確定了八段音樂的標題。為什麼要那麼久? 因為不單止要考慮到它們的代表性、重要性，更要考慮到它們是否適合用音樂來表現。一旦這個前提確定了，剩下來的，就是用什麼旋律、什麼曲式、什麼織體、什麼樂器等具體的技術細節問題。這些細節問題當然極重要，到最後甚至會決定作品的成敗。可是，它們都是局部性的，是「戰術」。內容與標題的選擇是否得當，則是全局性的，是「戰略」。戰略正確之後，戰術才有用武之地。

　　「這幾部作品，雖然出自文學作品或歷史人物，可是，在寫作過程中，我自始至終都在追求它們的獨立性。換句話說，我希望即使把文學性標題拿掉，給它們換上純音樂的標題，它也能夠立得住。這種情形，有點像父子或母子關係: 兒子是父母所生，可是會長大、會獨立、他的成就有可能令父母引以為榮為傲。」

接著，張小姐問了葉聰兄一個敏感問題:「能否請您談談對阿鏜作品的看法？」

這一問，引葉聰滔滔不絕地發表了一篇有如「論阿鏜作品」般的長篇即興演說：

　　「跟當代一般作曲家非常明顯不同的，首先是，阿鏜每一部作品都有豐富的感情，都有血有淚，讓奏的人和聽的人受感動、受震撼。我每年都指揮大量現代音樂作品演出，但極少遇到這樣的作品。可能現代整個作曲潮流都不再重視感情，因而造成一般人對現代音樂的疏離、疏遠。阿鏜明顯是回歸到古典音樂最原始的傳統。

　　第二，阿鏜的作品，有好幾部是以金庸武俠小說為題材。全世界有這麼多喜愛讀金庸小說的人，他們很可能會因為喜歡金庸小說而要聽聽阿鏜的交響音樂。然後，他們又很可能會因為喜歡上阿鏜的交響音樂而進一步去接觸並愛上西方的交響音樂。這不是天方夜談，而是很有可能發生的事。換句話說，西方交響音樂在中國的普及，阿鏜的武俠音樂將會是很好的媒介。

　　第三，阿鏜的作品，內涵、故事、音調都是東方的、中國的，所以一般中國人聽起來都覺得親切而平易近人。可是，在技法上，他卻大量吸收、使用了西方的主導動機發展法、對位法、調性佈局法、配器法等，讓一般聽慣了西方交響音樂的人也能得到滿足。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任何人要做到這個程度，都非嘔心嚦血不可。

　　第四，阿鏜的作品，完全沒有公式化、表面化、「假、大、空」的東西。從選材到素材的運用到旋律的設計，常常都是出人意表卻在情理之中。比如「秋瑾紀念曲」，如換了一位作曲家來寫，很可能會寫得轟轟烈烈、又悲又壯又嘈吵。可是在阿鏜手下，所有感人的東西，都隱藏在平靜而深沉的旋律之中。即使激動，也是在內心深處; 就是流淚，臉上仍帶著微笑。這樣的作品，當然經得起多聽幾遍，越聽越有味道。」

　　有位朋友說:「凡熟人說的好話，都要打八折。」葉聰兄是筆者近二十年的老朋友。他說的話，恐怕要打個對折，才比較接近真實。

五、演出現場

　　且略過大陳團長帶我們去遊深圳市、去吃大陸各地特色的大、中、小吃，也略過深圳特區報、深圳商報、深圳電視台、深圳有線廣播電視台的採訪、報導，直接來到演出現場。

　　26號晚上8時，在深圳大劇院音樂廳，音樂會正式開始。

　　第一曲「蕭峰交響詩」。銅管樂器第一個和弦出來，由於尚未暖身，音區又寫得偏高，略有音準、音質瑕疵。可是，隨著音樂的流動，整體表現越來越好。到了全曲最重要也最困難的高潮段，整個樂隊表現絕佳，連在排練時一再出錯的打擊樂器，也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水準。縱觀全曲，除了管樂器的音準稍弱之外，整體水準，包括戲劇性張力的層層推進、英雄氣概的展現、音色音量的變化、感人度等、均比我自己指揮台北愛樂的表現要高出一截。這當然是指揮者不同之故。

　　第二曲「秋瑾紀念曲」。小提琴獨奏由樂團的俄裔首席格列普擔任。此君琴藝之佳，到了罕見的程度。技巧好得無可挑剔尚是其次，猶為難得的是，他的琴聲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美感與魅力，而且充滿無法解釋的「中國味」。在葉聰與樂團如星烘月、如影隨形、如綠葉襯托紅花般的伴奏之下，小提琴在他手上，時而如泣如訴，時而慷慨激昂，時而令人迴腸盪氣，時而讓人沉思嘆息。一曲奏完，掌聲如雷。再三謝幕，「安可」聲仍然不斷。直到葉聰示意樂團離席，掌聲才慢慢平息下來。

　　下半場開始前，先由深圳電視台最受歡迎的節目主持人應偉先生，宣讀了兩封賀電。

　　第一封來自金庸先生。電文是：

「向深圳的朋友們親切致意，祝賀《俠之大者》音樂會成功。」

　　第二封來自著名作曲家鮑元愷教授。電文是:

　　「寫情義論文武奇書風行天下，融中西歌大俠雅樂重振漢聲。祝金庸先生、阿鏜先生、葉聰先生、深圳交響樂團，『俠之大者』交響音樂會成功。」

　　接著，由應偉先生與樂團搭擋，作了一番別開生面的樂曲解說: 樂團一一奏出楊過、小龍女、郭靖、郭襄的主導動機及其變化發展舉例。然後，開始了六十分鐘一氣呵成的下半場曲目: 交響組曲《神鵰俠侶》。

第一段「反出道觀」，演奏得充滿激情與戲劇性對比。
第二段「古墓師徒」，演奏得輕盈、輕快、清新、可愛。
第三段「俠之大者」，演奏得深沉、開闊、豪邁、氣象萬千。
第四段「黯然消魂」，演奏得暗淡、苦澀、充滿思念與無奈。
第五段「海濤練劍」，演奏得粗獷、激烈、如天崩地裂、如翻江倒海。
第六段「情是何物」，演奏得深情、淒美、此起彼落而層次分明、整然有序。
第七段「群英賀壽」，演奏得活潑、歡快、幽默、熱鬧。
第八段「谷底重逢」，演奏得時而激烈如火、時而淡雅如蘭、時而似喜極而泣，時而如重見光明。

　　一直到全曲奏完，全場無人走動、無人離場。這真要歸功於葉聰的指揮魅力和樂團的拼盡全力，讓這部作品再一次成功地經受了舞台與聽眾的考驗。

六、不必爭論

　　演出剛剛結束，回到後台，一位年青人走過來，自我介紹是深圳晚報文藝部記者劉放。他開門見山地問:「交響音樂被公認為是最高雅的藝術。最近，王朔大批金庸的作品俗，而你卻用金庸作品為題材，寫了好幾部交響音樂。能不能談談你對『王金之爭』的看法?」

　　筆者生平最佩服鄧小平先生「五十年內不爭論」的高論，認為與其花時間精神去爭論，不如把時間精神用來多做幾件實事。但有人問上門，總不能不答。於是，信口開河，說了幾段大意如此的話:

　　「我最近讀到一篇文章，內中有兩句話，上句是『激憤不如發憤』，下句是『爭論不如爭氣』。我不認識王朔，但讀過他的書，很想通過媒體把這兩句話轉送給他。

　　「齊白石先生有一顆自刻閑章，叫做『不避大俗』。近幾十年來，全世界古典音樂新作品的走向，主流是怪、亂、狂、騙，以難聽為榮，以好聽為恥。我很擔心如此遠離世俗，有一天我們的作曲家會沒有飯吃。所以，演出之前，深圳有線電視台記者要我說出兩個2000年的心願時，我說:『第一，希望大陸和台灣不要打仗; 第二，希望作曲家多寫些雅俗共賞的作品。』

　　「雅與俗，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就像剛與柔、上與下、好與壞一樣，都是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轉化的。讀金庸小說，雅人讀它覺得雅，俗人讀它覺得俗，既雅又俗的人讀它覺得它既雅又俗。這很正常，也很健康，實在不必爭論。」

七、七個首次

這場音樂會，於公於私，有多個「首次」，值得一記。

第一、是《俠之大者交響樂會》的世界首演。
第二、是阿鏜的管弦樂作品在中國大陸首演。
第三、是「蕭峰交響詩」第四次修訂稿首演。
第四、是「秋瑾紀念曲」第二次配器版首演。
第五、是深圳交響樂團首次演出台灣作曲家作品。
第六、是葉聰先生首次與深圳交響樂團合作。
第七、是故鄉的父老鄉親，包括星海音樂學院的老師、同學、校友，首次聽到海外遊子阿鏜的作品現場演出。

　　有這麼多個「首次」，首先要感謝的，當然是深圳交響樂團的陳川松團長和音樂總監張國勇教授。沒有他們的慧眼、魄力、豪氣、擔當，就沒有這場音樂會。

　　其次，要感謝不計報酬，拔棒相助的葉聰先生。他的知音、鼓勵，是我一生中無可替代的巨大精神財富與動力。

　　第三要感謝的，是深圳交響樂團的全體團員和工作人員。為了這場音樂會，他們破紀錄地一天三場排練、連續四小時彩排，也毫無怨言。他們對我的友好與支持，讓我以後敢於面對全世界任何樂團。

　　第四要感謝的，是候軍與鄧超榮兩位剛好在深圳新聞界工作的摰友。據說，這次是深圳交響樂團歷來演出之中，宣傳工作做得最好的一次。我猜，那一定跟他們倆位全力幫忙有重大關係。

　　第五要感謝的，是遠從廣州、斗門等地專程趕來聽音樂會，由星海音樂學院劉春榮院長及我三十五年前的班主任連發良老師領軍的一大群老師、同學、校友、同事。他們不但帶來掌聲，更帶來鄉情、友情、同行相重之情。

　　最後，還要特別感謝金庸先生、明報月刊總編潘耀明先生、廣東省文聯專職副主席蔡時英先生、深圳市作家協會主席林雨純先生、深圳廣播電台副總監韋亮先生、節目主持人張梅小姐、深圳電視台應偉先生、深圳「老唱片藝坊」，著名作曲家、我的亦師亦友鮑元愷教授等。他們的支持、幫助、鼓勵、我將永記在心並化作動力，繼續為交響音樂的中西融合、雅俗融合而努力。

1999/12/9  於台南
刊載於《明道文藝》2000年元月號